从我国各项运动管理中心和体育协会的网址就可以看出两者的区别:管理中心的网址结尾是 “,而体育协会的网址结尾是“org.cn”。这意味着管理中心是政府机构,而体育协会是社会组织。
最近把刘国梁从乒乓球国家队总教练上调离一事,让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的名字占据了新闻头版。最近他的改革措施备受关注,在他的主导下,乒乓球队教练制有了大幅调整,总教练统领男、女队主教练的架构的改为了男、女乒教练组架构。把十年来为国乒立下赫赫战功的刘国梁调任到乒乓球协会,引发了不小争议。坊间有观点认为,这是在架空刘国梁。
苟仲文这一轮改革动作不止于此,在调派刘国梁的同时,原乒羽中心主任雷军担任乒乓球协会兼秘书长。在其他项目上,他计划让原跆拳道教练陈立人掌管女足,两件事的共同点是:雷军曾经是曲棒垒中心主任,和陈立人一样,都是从其他运动项目调派而来。
有评论认为苟仲文正一步步推行他的“跨界、跨项目、跨年龄”理念。2017年“”上,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就曾针对2022年冬奥会备战提出了跨界构想。事实看来,苟仲文的理念不会只贯彻到冰上项目,他正把自己的理解渗透到所有体育项目里。
坊间看来,苟仲文是一个外行管理者。上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前,他的履历集中在电子信息产业以及政府工作,从未管过体育。这次苟仲文的举动让再次对“外行领导内行”发起了疑问。但是,相对于具体的竞赛和训练,行政管理工作对于专业知识要求较低,在中国体育史上以“外行”人成为管理者的例子并不罕见。
作为政府部门,历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国家体委主任)的选拔也更看重从政经验,从首位主任贺龙元帅至今,只有庄则栋和两人曾经是运动员,其他领导者都是军人或者党务官僚出身。
而各大运动管理中心作为体育总局的下属部门,他们的主任选拔也更着重于管理经验而不是专业运动经验。虽然主任人选通常不会是毫无体育经验的人,但他们往往是跨项目而来的管理者。苟仲文“跨界、跨项目、跨年龄”的构想其实并不新鲜。曾担任足球管理中心主任的谢亚龙、南勇、韦迪、张剑和蔡振华在上任前都没有足球项目管理经验,篮球管理中心主任信兰成同样也是如此,他们来自田径、赛艇、乒乓球、体育法学等领域。
由于官员考核指标只有国家队赛事成绩,这些管理中心官员在提出新政时往往更照顾国家队,乃至借助职业联赛锻炼国家队的想法。信兰成担任篮管中心主任期间建立了U16至U19四级国家梯队,但他也推出了CBA赛程缩短以及人次外援限制政策。“联赛那些队员,一年才打多少场球?打进季后赛也就四十多场,可我的国青球员一年有100多场。每年每支青年队的投入都以百万计,让他们出国打比赛,和高水平队伍较量。”这是信兰成对CBA联赛的看法。
2010年,韦迪担任足管中心主任时也曾提出类似的构想。当时足协草拟方案,让三线国字号球队将全部征战新赛季的三线联赛,其中国奥队将参加中超比赛,国青队将参加中甲比赛,国少队球员参加中乙比赛。“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为什么非要照搬西方的五大联赛的模式?”韦迪说。尽管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已在今年被注销,但中国足协今年的一系列政策也有管理中心的影子:两次提高U23球员上场要求,又与德国足协达成协议,云开·全站APPkaiyun指派东京奥运适龄的U20国家队到德国与所有第四级联赛球队交手。
在体育职业化的今天,这些政策都遭到过非议,官员的想法是让俱乐部为国家队开路,但他们过于在国家层面思考而忽视了个体利益。不过在这些“外行”中,也有推出了合理政策的人。
2003年,孙晋芳成为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在举国体制中成长的她曾与李娜发生过多次的冲突。2005年,李娜曾批评国家队体制对自己帮助不大。孙晋芳回应道:“李娜没有看到国家为培养她们所付出的代价,只是简单地拿自己和外国选手相比较,这是思想水平低、道德素质不高和责任感、使命感差的表现。”
但孙晋芳没有固守旧体制:“我觉得举国体制存在很多弊端。发展到今天,举国体制必须要完善和改革,不能再用一个标准和一个体制来概括所有项目。”于是她在2009年批准李娜、郑洁等高水平运动员“单飞”,在教练、奖金和参赛上给予自主权,条件是交纳收入的8%至12%并无条件参加国家队赛事。
其后国家女网虽然没有复制雅典奥运会的成功,李娜却在“单飞”后拿下大满贯冠军。由于李娜单飞后自行聘请网球教练,国家网球中心对她的成功没有多大培养功劳,但孙晋芳在管理上的“松绑”是李娜取得成功的一个前提。作为一位管理者,孙晋芳在女子网球的管理改革是成功的,她让网球选手们摆脱了国家队体制的框架,也避免了类似游泳中心与孙杨、宁泽涛在集体个人利益上的冲突。
当然,不是所有的“外行”都像孙晋芳一样迅速掌握另一项运动的规律。田径专业出身的信兰成担任篮球管理中心主任时,则有过王治郅出走、CBA联赛缩短等争议事件。同样田径出身的谢亚龙担任足球管理中心主任时,男足在国奥队、国家队主教练职能上混淆不清,甚至谢亚龙自己在批评女足时闹出“叉腰肌”的笑话。
“足球管理中心的行政职能使其以提高足球水平为首任……职业体育市场的发展和培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且难以量化,最直观的考核指标就是各种国际比赛成绩。因此,中心对竞技成绩的追逐就是必然的结果。”在《职业体育的组织形态与制度安排》一书中,作者郑志强写道。而一些官员在接手时未能了解那一项运动的规律,只是一心朝着目标办事,把出发点好的事情办坏了。
只有了解该项运动的规律时,这些跨项目任职的管理者才能把事情办好。由于雅典奥运后的北京奥运未能取得奖牌,孙晋芳也受到过质疑。时任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批评道:“网管中心应该回去好好总结‘金花们’单飞后出现的问题。今年是单飞的第一年,效果是好还是坏,现在还不能轻易定论。但就我个人来说,单飞模式并不适合推广。”
但孙晋芳顶住了压力:“职业比赛和奥运会不一样,它从年头打到年尾,我这个星期打不好了,还有下个星期。奥运会是四年一届,对运动员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而且状态必须要打出来,对于网球职业化项目来讲,难度是非常大的。”
在过往的举国体制时代,让球员为国家队付出的想法都很好实现。但在体育运动职业化的时代,无论是网球员出国参赛,篮球员打什么比赛,游泳运动员私接广告,这些对国家队备战产生影响的问题,都不能简单地用举国体制的思维解决。
这些跨项目的管理者大多出身于举国体制时代星空体育app下载,还不一定有具体体育项目的经验。能否快速掌握新项目的规律成为他们的考验。只有掌握规律,结合自身的经验,再拿出体制内打交道的手段,管理者才能推出合理的政策。至于有没有对口项目的经验,这时已不是必要条件。一些非专业出身官员也能成为了该项目的行家,体育法学出身的张剑就在任职足球管理中心之后,又当选国际足联理事。
如同足协对陈立人进入女足领域一事的回应:“陈立人进入女足领域,是为了加强国家队复合型团队建设,更好的借鉴优秀项目的成功经验,而做出的工作安排。”
“目前管理中心体制确实存在很多弊端,应给协会更多职能符合体育改革潮流,有利于乒乓球项目长远发展”,即将赴任乒协的刘国梁,6月27日晚在微博上说道。他的言论也以题为《刘国梁微博发声 体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文章在乒协官方网站发布。
乒协还转载了人民网要求加快体育领域改革的评论文章。文中写道:“深化改革意味着深刻的利益调整,体育领域的改革也不例外。在全面推进体育改革的大潮下看待国乒管理模式改革,就不难理解改革之于国乒长远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过目前看来,乒协指的国乒管理模式改革,只是此前设立男、女乒教练组的政策。
与管理中心跨项目任命主任的做法不同,各大体育协会拥有更多项目内的退役运动员。除了刘国梁,在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上任后,姚明、郎平、王海滨、申雪都进入了各自擅长的运动项目协会,担任主席或。
通常,管理中心会通过让主任兼任体育协会职务来对协会进行指导和监督管理。在刘国梁调任乒协的同时,乒羽中心主任雷军也在保留原职的情况下担任了乒乓球协会兼秘书长。这在过去的中国足球也很常见:谢亚龙、南勇、韦迪等人都以足管中心主任兼足协的身份领导足协,而当时足协主席一直由担任。
乒协在章程中规定乒协接受体育总局领导。章程第一章第四条中写道:“本协会接受业务主管单位国家体育总局和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民政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这就是说,体育协会的业务往往需要管理中心参与。体育总局下属的各大项目管理中心比协会有更多职能。以乒羽运动管理中心为例,他们的职能是指导全国乒羽运动的发展,组织比赛,开展国际交往,普及和提高运动,积累资金,促进社会化和产业化的发展。
但体育管理中心作为政府部门,在国际上没有代表体育协会打交道的职责,因为国际奥委会的规定政府不能直接干涉体育协会。不同于我国体育的专业体制,在西方国家,社会性体育协会发挥重要作用,据介绍德国平均每四个人就有一人是体育协会成员。“德国有91000个俱乐部,共计2780万名成员。在为德国体育事业积极活动的人士中,仅志愿者就有880万名。他们的投入就是财富。”国际奥委会主席如此介绍德国体育。
我国在建立管理体育的行政部门同时,也在20世纪50年代起开始建立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改革开放后这一步伐加快,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形成了“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的体育组织模式。到了90年代初期,国家共计成立42家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
但要让社会组织在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体育仍然有一段路要走。从中心主任兼任协会的现象以及体育协会章程中,都可以看出运动中心对体育协会的干预。改革开放后中国体育的“中心+协会”模式被认为是“一套班子,两子”。因为目前管理全国性单项运动协会的人员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需要依托政府来行使。我国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也掌控着协会的管理权和决策权,让体育协会的自治性受到影响。
在欧盟国家,体育协会拥有自治权,协会可自行制定并执行对会员进行监督和管理的规则体系。尽管如此,有的国家政府由于会为体育协会提供资金,他们在体育协会里拥有话语权也无可厚非。许多实行不干涉政策的欧盟国家中,政府都有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为体育协会提供经费,并对体育协会使用资金的情况进行审查监督。在德国,社会体育组织所需经费完全依靠公共捐助、商业赞助和市场运作来筹集。而目前中国体育协会资金仍需要国家拨款,距离这一步还有很远。协会要在管理上争取到更多话语权,还需要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盈利模式。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可以确定的是,体育协会组织与管理中心职权明确化乃至与政府完全脱钩,仍然是未来中国体育改革的方向。
郑志强,彭道海,柳鸣毅.《职业体育的组织形态与制度安排》 张毅恒.《我国全国性单项运动协会改革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石生.《欧盟国家体育协会与政府的关系研究及借鉴》 张继红.《新时期改革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的思考》